很多患者也是这样。她们根本不能接受自己身体有着‘缺陷’……她们自己称其为缺陷。而我见过的最偏执的莫过于多次胎停的。她们只想宝宝回来，走路都会哭出声音来。我帮她们查封闭抗体各种抗体，她们最最想听到的，并不是‘放弃吧’，而是相反的。我每一回拿出来那张表格，就是‘流产三次的女性里90%依然是有了孩子，流产四次的……流产七八次的女性里50%也还是有了孩子’的那张表，她们都是很开心的。所以难道，我们可以单单考虑小孩子的身体健康，而不考虑这些女性的心理健康吗？这种状态心理医生未必能有多大用处，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大概只有……达成心愿。只有生殖科能做到。”

　　她们常常偏执到让应笑震惊的程度，可，她们最终达成心愿、喜极而泣的那一刻，应笑也是又感慨又高兴的。

　　“再比如，”应笑又道，“我以前也不能理解‘多子多福’这个观念，觉得应该优生优育。可是后来我们科室冯延己医生说呢，贫困的人的想法，跟我们这样的人的想法，是不一样的。贫困家庭的逻辑是‘只生一个非常危险’。穆医生你应该知道，一对父母几个孩子其实相差非常大。人的基因无法预测，同时孩子智力还有性格也并不是容易确定的。因此对于他们来说，如果独子非常笨、非常混，孩子以后就完蛋了，贫困家庭是没下限的，他们不像我们一样至少能有稳定工作。所以，多生几个、多填筷子，总有一个还不错的，帮衬帮衬兄弟姐妹，也给自己养老送终，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，这是穷人千百年来降低风险的方法。冯医生还说，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‘多子多福’这个观念就渐渐没那么流行了。”冯延己是生殖中心主治医生之一，他不会写研究论文，35了还是主治医生，可他把患者当作朋友、与她们在“不孕”这条艰辛路上一同前行，一直广受患者好评。

　　顿顿，应笑十指搅得紧紧的，又说，“所以，我认为，一味怪罪这些夫妻也并不是好的方式。我们应该一方面对这些夫妻教育、劝服，另一方面也促使整个社会做出改变。比如，努力保障证工作妇女的生育权，而不是由资本家们剥夺女性的生育权，使女性没有选择。再比如……”

　　穆济生靠着沙发背，翘着长腿，抱着胳膊，专心地听。

　　末了，应笑总结道：“要孩子的原因很多，喜欢小孩、满足父母、讨好丈夫、延续血缘、完整人生、建立羁绊、排解孤单、寄托希望、养老送终，甚至只是单纯的挣挣面子……有些原因非常正常，有些原因我也愤怒，可是，对于后者，我也不觉得我们应该一味怪罪准父母们，我想应该一边劝阻这些家庭，一边推进社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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