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日军第11军紧张地进行长沙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时，有关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伯陵的面前。特别是进入8月以后，日军进攻长沙的迹象日见明显。先有日军第6师团长到新墙河北岸视察的报告，后有日军开始停售武昌至岳阳间的火车客票，而且该区间的列车增多，运输非常繁忙及岳阳的日军强征民夫，加大公路的路幅，增设电话线等各种报告。

　　关于日军兵力调动情况是：自8月中旬以来，第3、第4师团及第13师团、独立混成第18旅团各一部，由鄂中方面；第33师团一部，由武汉方面，均逐渐向岳阳集中。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一部，由赣北方面；第40师团由鄂南方面，逐渐向临湘、岳阳集中。第6师团逐渐向忠坊、桃林、西塘移动。又独立炮兵、独立工兵各一部也由武汉向临湘、岳阳集中；及海军一部，由长沙向洞庭湖集中。到9月初，日军在湘北已增加到上万人的兵力。

　　毫无疑问，日军要再次向湘北发动进攻了。这一点，作为第9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薛伯陵自然很清楚。但他却在判断日军兵力部署及进攻方向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。

　　薛伯陵认为，日军这次进犯长沙，还会在赣北、鄂南助攻，至少要在一个方向上助攻。根据这种判断，第9战区进行了模拟作战演习。兵棋推演的结果是，第9战区完全可以挫败向湘北进犯的日军。这不仅是因为在兵力对比上，第9战区有着很大的优势，而且还因为从第一次长沙会战至今的两年时间里，第9战区对日军的进攻已做了较为充分的防御准备。一方面各部队进行了整训，补充了武器、兵员，战斗力有所提高；另一方面，各部队加强了阵地工事的构筑，这些工事经过两年时间的修筑，已经比较坚固了。而且在本年的3月，薛岳又制定了“保卫陪都作战计划”，令各部队进行整备，同时进行了参谋视察、干部演习、阵地攻防演习等一系列准备工作。因此，此时的薛伯陵对日军即将发起的进攻非但不惊慌，反倒是胸有成竹，充满必胜的信心。

　　基于对日军兵力部署及进攻方向上的错误判断，薛伯陵仍以3月制定的“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第一案”来指导这次作战。

　　薛伯陵当时并不知面前日军更多确切的情况，他的想法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。

　　国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悲剧实际上在开战前就决定了。

　　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战首先在鄂南方面第27集团军的防地大云山打响。

　　大云山位于湘鄂边境，在新墙河的上游，海拔960米。这里森林茂密，地势险要，属于第9战区的游击区。第9战区的部队常到这里活动，并不时对日军进行袭击。

　　1941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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